今年是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过去,为了经济稳定发展,注重在需求侧进行调控,而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以提高效能,这也是本轮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所在。

供需结构性失衡错配是改革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供求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在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需求侧看,过去十余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于投资和净出口。但从2010年开始,进出口贸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连续下降,显示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的边际效益已经在递减。在消费方面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无论是居民消费率还是政府消费支出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对应的就是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及40%以上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消费率过低造成储蓄率过高,加上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的失真,进而又促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一方面传统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端消费品本土供给又不足。通过刺激政策可以平滑经济周期,但单纯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无法解决当前供需错配的关键性难题。进入“十三五”后,需求侧“三驾马车”渐显疲态并已经传导至供给侧——在投资方面,以地方政府主导的“铁公基”建设周期长、效率低,投资趋于饱和,同时使能源、矿产、水泥、钢铁、机械重工等产能严重过剩;在消费方面,人口结构发生改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国内高端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中国缺乏高端产品的核心制造能力;出口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出口持续性受阻,同时高端制造回流国外,2015年中国进出口呈现“双降”态势。

从供给侧看,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但在这些廉价要素似乎已经不再“廉价”,所以只能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技术是全要素生产率中一个重要因素,长期来看技术发明提高了资本生产率,但提高科技能力或者新技术的出现在短期内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而提高制度效率是一个可控的方向,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落实在微观层面,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社有企业,必须从产品服务供给的结构性调整入手,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优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理顺社有企业产权关系,推进简政放权,将社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改革的核心是结构性调整,要推动严重过剩行业在削减产能方面取得实质性操作;搞活微观,释放创新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振兴有前景的实体经济;要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最大限度挖掘和释放“精细生产”和“中国质造”的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持点和发力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统筹国际与国内、着眼当前与长远、兼顾战略与战术作出的战略决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着眼提高供给质量,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文章表示,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话,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在2015年11月指出,要合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在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向了一系列与生产力相关的指标:要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这实际上就是明确,我们所有的工作要放在提高生产率上。这也是当前经济工作的要点。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已经在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所以,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效率方面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事实上并没有因为规模、产量上去了而有所缩小。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数量扩张之路已经逐渐走不通了。从传统要素投入看,劳动力的投入出现了下降。2015年劳动力投入是-0.9%,而且年轻劳动人口参与率在下降。就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说,2015年是9.5%,今年大概是8.9%,还在下降,远低于过去30余年26%的平均水平。要素投入下降趋势,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必须全面转到创新驱动的道路上,向效率要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文章指出,提高效率并不是要引进全新的科技才能实现。其实,把现有的产品、生产线、企业资源利用方式等进行调整,按照提高效率的方式加以改进,就能够激发出巨大潜力。决策层应当实行提高传统产业效率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并重的方针,鼓励广大企业把注意力放在提高传统产业效率上。要看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出现多数是渐进的,突破性的革命是在渐进性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在科技方面,我们要追求颠覆性的变革。但在企业方面,要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对广大企业而言,当下首要的就是逐步提高科技水平,重视对现有产品及现有技术的改进,不要好高骛远,只关注最新最高。踏踏实实把现有的东西吸收好。这里面可做的文章很多,降低传统产业能耗、延长传统轴承和国产机床的寿命,以及减少精细化工产品、精密仪器仪表、奢侈消费品行业的进出口贸易逆差等等,都是积极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事情。
总之,党中央已经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方向,要牢牢把握这个总方向的要点、要义,提高效率。
文章提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步骤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进程;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三是强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其真正发挥创新主力军的作用;四是有效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五是完善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包括制度环境、分配制度、产权制度等;最后还是放在人上,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培养和吸引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性思维,让我们从过分注重速度转到更加注重效能。只有扎扎实实地提高效率,中国才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经济强国。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机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以下两方面的基础条件:

1.以政府与国企实施市场化改革为重点的制度输出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要以改革促发展,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基本形成,在2016年将步入“政策落实年”,同时明确了
“十项改革试点”事项——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中央企业兼并重组、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国有企业信息公开,以及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通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部门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让企业提高生产意愿,增加有效供给。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促进结构改革的关键保障。

2.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背书支持。近年来,随着需求侧“三驾马车”渐显疲态,国家围绕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生产要素,陆续出台相关重大宏观经济政策,为供给侧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开拓新需求——“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新的战略通道,将带动国内基建、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走出去”,有利于缓解国内部分产能过剩问题;二是释放土地要素功能——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抓手,加快农地确权入市和农村产权流转,从而激活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广大农村的价值,形成“三农”经济新供给;三是松绑资本要素供给——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将有助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扩大股权融资、落实民间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等金融体系改革则进一步拓宽社会资金供给渠道,对重振实体经济具有积极影响;四是强化创新要素——“创新”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通过大力发展新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新产业(如数字内容产业)、新业态(共享经济、众创空间),也将极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五是进一步解放劳动力要素——国家“互联网+”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则进一步推动传统企业组织管理信息化、生产智能化、研发众包化、营销社交化、交易碎片化,劳动力要素将从“人”逐步转向“机器”。

相对于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强调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资源和优化配置,进而提升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而创新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提升供给质量与效率的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其核心都是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其本质也是要呼唤创新。

呼唤制度创新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微观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进一步形成有利于市场和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更好地释放改革红利,充分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潜力与活力。为此,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例如,针对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政府应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力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针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积极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成长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等问题,应全面推进金融制度改革;针对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税改革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应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呼唤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能够发掘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当前结构性产能过剩、资源依赖以及破解资源过度依赖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困境,进一步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好地提高效益。一方面,通过产品研发和创新来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核心竞争力。通过技术、产品、业态、营销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工艺水平,以有效提升其供给品质,促使行业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形成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随着可穿戴设备、虚拟技术、机器人与服务、分享经济等一大批新技术、新业态的出现,不仅将衍生出新兴行业,而且新技术与传统行业结合凸显出的新商机将使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迎来重大机遇。

呼唤理论创新形成可持续发展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上需要创新的地方很多,如怎样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只有建立解决这些问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框架,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才能形成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任重道远,刻不容缓。理论创新不能脱离实践,要源于实践,且高于实践,指导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要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基础,同时结合中国的国情特色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再进行升华和创新。理论创新做好了,才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应对随时可能产生变化的新挑战,走出理论研究的新路,推动可持续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呼唤创新。“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性调整,关键就在于能否把创新贯穿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过程,在创新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只有坚持不懈地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优化要素配置,完善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有效化解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党委书记)

来源: 经济日报2016年7月14日第14版: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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